《诗经》109 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肴。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 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里长着桃树，我拿桃子当饱。 心里塞着烦恼，嘴里哼着歌谣。 观者冷眼嘲笑，说我放荡狂傲， 诽言真假对错，你自问如何？ 我心里的烦恼，又有谁知道！ 又有谁知道！别想岂不更好！ 园里长着酸枣，酸枣饱我饥肠。 心里满是忧伤，我在国里游荡。 观者冷眼嘲笑，说我精神失常。 诽言真假对错，你自问如何？ 我心里的烦恼，又有谁知道！ 又有谁知道！别想岂不更好！
1、之：犹“是”。《集传》：“肴，食也。” 食桃和下章的食棘似是安于田园，不慕富贵的表示。 2、我：是诗人自称。谣：行歌。《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 3、不我知者：唐石经作“不我知”，一本作“不知我者”。下章同。 4、士：旁人谓歌者。《通释》：“我士，即诗人自谓也。” 5、彼人：指“不我知者”。《郑笺》：“彼人，谓君也。” 6、子：歌者自谓。其（姬jī）：语助词。《集传》：“其，语词。” 7、“彼人”二句诗人自问道：那人说得对么，你自己以为怎样呢？ 8、盖：同“盍（河hé）”，就是何不。亦：语助词。这句是诗人自解之词，言不如丢开别想。 9、棘：酸枣。 10、行国：周行国中。这二句言心忧无法排遣，只得出门浪游。 11、罔极：无常。《集传》：“极，至也。罔极，言其心纵恣无所至极。”已见《卫风·氓》篇。
这是忧时的诗，和《王风·黍离》相类。本篇虚字多，句法参差，形式上有其特色。《隶释》载汉石经鲁诗残字碑“□□□之谁知之”，似乎“其谁知之，其谁知之”二句《鲁诗》作“其谁知之谁知之”一个七言句。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
本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我们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目前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陈继揆《诗经臆补》认为：“是篇一气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忧’字。唤醒群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忧之事，所思之故，则俱在笔墨之外，托兴之中。”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确如姚际恒所说：“诗如行文。”(《诗经通论》)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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